人权规范源自人的尊严，是宪法必不可少的规范内容，不仅适用于国家公权力，也适用于社会公权力。
加之中国地域广阔、交通不便，一旦行使解散权后，往往要数月才能重新召集国会，很可能因此影响国家政治的稳定。（一）《天坛宪草》中的讨论在《天坛宪草》的制定中，这一问题成为了争论的焦点。
这一争端的背景是1920以来的联省自治运动。这一时期，国家的实际权力已经掌握在了段祺瑞内阁的手中，而担任总统的黎元洪权力虚弱，也愿意与国会合作，因此议员中加强总统权力的倾向开始增长，加强行政权以平衡立法权的主张渐成主流。[7]对这一问题的分析，参加严泉：《失败的遗产—中华首届国会制宪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（二）宪法续议中的争论但这一问题并没有随着《宪草》的制定而终结。[28]国会恢复后，原立宪派的进步党分组为宪法讨论会和宪法研究同志会两个团体，后又重新组合为宪法研究会，即所谓的研究系。
[69]在所有的社会组织中，军队是最具有组织性与纪律性的团体之一。[71]李剑农，见前注[35]，页537。从前是约法至上，此后将为党权至上。
这一争端的背景是1920以来的联省自治运动。尽管这些叙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，但依然具有简单化的倾向，并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一些标签化的前提。在此后表决中，由于分歧过大，直到1917年国会被再度解散，依然未能对解散权限制问题形成多数意见，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国宪法制定的迟延。而在此后1918-1920年的西南护法续议中，解散权再度成为审议中争执最烈之问题。
但也恰恰是这种自生的意识形态，大大降低了党军体制对于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依赖，也降低了对于宪法合法性外衣的需求。李剑农，见前注[35],页505-511。
[16]此外，伍朝枢等议员则主张学习英国的做法，解散权不要求参议院同意，却必须在事先规定的适用范围内行使。在他们看来，解散权与代议民主制精神之间存在根本的抵触，必欲有解散权，即不啻将代议制度根本推翻。[76]党军体制的确立是国民党引入苏俄赤军制度的结果。杨天宏：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，载杨天宏：《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，页211-231。
[51]1922年国会重开后，丁佛言、籍忠寅等原立宪派议员也都表示支持省宪和省权，明确承认之前主张中央集权的错误。一旦众议院通过不信任决议，政府即有自由解散众议院之权能。实际上，从当时的情境来看，贿选与反贿选的发生，都并非简单的道德问题所能涵盖，拥直与反直的派系斗争依然是贯穿这场历史闹剧的主线。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历史上立法地位本来就低，解散权很可能滋生行政首长的野心，为野心家所利用。
一方面，宪法仿照加拿大模式，采取了中央国权与地方省权的共同列举。比如，在国体问题上，国民党或革命派的立场就始终摇摆不定。
客观地说，较之《临时约法》，《天坛宪草》在内阁制权力配置上有了较大进步。省长由省议会选举三人，呈请大总统择一任命之一条展开。
①第一阶段是《天坛宪草》的制定。[73]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被认为是北洋军阀失去政治合法性的转折点。杨幼炯，见前注[22]，页4。（一）法统废弃的反思依据传统的解读，历经十年的民国宪法一经颁布，立即遭致了各方批评，延续十余年的所谓法统也被南北双方共同摒弃。在辛亥革命之初，孙中山、宋教仁等人都曾表示过对于联邦制的支持，但在南京政府成立后，为了谋求统一，很快转向了中央集权的主张。[26]在天坛宪草起草时，曾有议员提出这一问题，但因为委员会急于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前通过宪草，于是未能加以讨论。
这些分析将表明，制宪会议在立法与行政、集权与分权等重大问题上的争论，尽管不乏基于宪政原理的技术性考量，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于革命派、保守派、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在这些宪法问题上的立场分裂与利益冲突。在党军兴起的同时，宪法政治也淡出了民国政治的舞台。
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南下护法，并继续《天坛宪草》的审议。参见（英）霍布斯：《利维坦》，黎思复、黎廷弼译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。
[52]《宪法审议会第47次会议录》，《宪法会议公报》第52册，载李贵连主编：《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》（第十二册），线装书局2007年版，页283-285[53]参见陈志让：《军绅政权—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页100-107。[59]参见张国福：《民国宪法史》，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，页194。
更重要的是，仅仅是议员的道德瑕疵，依然无法解释1923年之后整个法统的废弃。尽管这一时期存在着社会震荡和政治分裂，但却令人惊讶地在民族目标方面产生了明确的共识。但1912年的《临时约法》却最终确立了议会内阁制的政体，并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和对于行政权的制约。而从现实上看，所谓省宪并非真正民意的代表，而实际上是少数军阀操纵的结果，因此，承认省宪地位只会进一步加剧军阀割据与国家分裂。
[47]而随着袁世凯的掌权，国民党又开始重新支持地方分权，尤其是在二次革命之后，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开始明确地鼓吹联邦制度。嗣后护法护宪，均不足以资号召，而法统永无重光之望。
[19]较之这种激进的主张，骆继汉、汤漪等人尽管同样反对参议院的同意，但同时强调解散权也并非绝对，而只能限于众议院不信任决议成立这一特定情形。但在本文看来，这一解说依然较多停留在道德评判的层面，而忽视了掩藏在反贿选话语之下的政治潮流。
实际上，当时就曾有评论者指出，制宪者的道德操守与宪法效力并不存在必然关联，更何况制宪与总统选举本来就是两回事，贿选总统并不等同于贿选宪法。如果说囿于时局的限制，当时的议论不免带有感情色彩的话，那么在纪念辛亥百年的今天，对于1923年宪法及其制宪历程做一些超越道德或技术层面的评价，将是我们当下值得追求的努力。
[77]或许，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吊诡：被认为反动的军阀始终不曾停止立宪的尝试，而自视进步的革命党却恰恰终结了宪政的努力。[49]1922年恢复军政府后，陈炯明提出放弃护法，支持联省自治，首先巩固广东自治，进而再图联治。参见李贵连主编，见前注[13]，页264。[2]十年制宪史可分为四个阶段。
在黄云鹏、王用宾、王家襄等议员看来：立宪的精神在于保持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平衡。从1922年11月恢复议宪时起，围绕省宪问题，各方经过数月争论。
而这一时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，也就并非一部文本意义上的宪法，或是所谓政体与国体的选择，而是面对清王朝灭亡后的巨大政治真空，如何构建一个对外独立、对内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大问题。本书的简体点校本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，点校者于明、孔晶、王捷。
约法在规定参议会有权弹劾国务员（第47条）的同时，却并没有赋予内阁和总统以对等解散国会的权力。在他们看来，较之众议院而言，参议院更加稳健平和，因此有利于在内阁与众议院激动时保持冷静，既不使立法部偏激，又不使行政部专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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